“每年夏，中国官员用五艘大船溯黑龙江上航，大船前有两小舟开路，并击鼓通告他们的到来。每条大船用五人一班轮流拉纤，每天轮换三次。全体人员总共约70—80人。他们上航到乌斯特—斯特列尔卡大约需要四十天时间，两艘船停留在对面河岸中国地界竖立界标的地方；其余船只继续沿石勒喀河航行至格尔必齐河。在这里，与俄国驻军长官交换礼品，租赁马匹，骑马到格尔必齐河口以上20英里竖立界标的地方。”[8]与中国史书记载大体相同。
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宁古塔将军辖区，清朝的巡边路线分三路前往：第一路从恒滚河逆流而上，入外兴安岭极北山地；第二路从格林河入山；第三路从海岸入山。
尽管清前期在东北地区组织了较为严密的巡边制度，但清廷的边防政策也有其失误之处：
一是对东北地区严格实行封禁政策，禁止内地人口流向关外。从而造成东北地区，尤其是与俄国接壤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如据记载，到康熙朝后期，宁古塔军民仍“皆散住东西南土城内，合计不过三、四百家”，齐齐哈尔，“且不若中土荒县。郊外，惟庵刹四、五而已”[9]。对当地的军事集结、兵力部署、巡防手段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影响。
一是东北沿边地区虽设有卡伦、鄂博，并有定期巡边制度，但距黑龙江将军衙门过远，于信息传递及兵力发配等皆不利。《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威胁暂时解除。原设于瑷珲的黑龙江将军衙门逐渐南移，康熙三十二年（1693）移至墨尔根，三十八年（1699）又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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