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及绅士名称,官衔、匾额、旗杆等类皆除去,另图规制。俄而盗贼蜂起,各乡乏士绅主持,乃令各属设保安局,取合议制……遂由商会主办,举定办事人员”,“(民国)二年,(镇)议会散,团局复更名保卫局”,“得设团兵以保卫地方,辅官力所不隶,教育、慈善、风教、卫生,其大端焉”[31]。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在民国初年纷纷成立商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兼有绅、商身份的人物[32]。有的商团团长出而掌管了地方权力机构,如曾任商会会长的彭础立(注:彭础立是廖仲恺的亲戚,1924年指使凶手暗杀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林宝宸,廖仲恺具函要求胡汉民将彭扣押。),1924年任南海县崇文两堡联团局局长[33](p728)。东莞县茶山乡袁敬义,出身于“富甲一乡”的旧士绅家庭,长兄袁敬仁毕业于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历任广州、中山等地的审判官;袁敬义出任了商团团长、五十六乡联团局局长,后来还任东莞第六区公所所长[34]。从1924年5月广州商团联团大会的报道看,出席的多数是珠江三角洲县城以及商业发达的乡镇商团的代表[35]。这些商团的团首,无论是否兼有乡镇自治机关职务,都是在地方说了算的人物。而且,在县以下,商团、乡团往往很难划出界限,如东莞县龙溪附近乡团联防总局,就设立在石龙商团团部,并借用该商团印信[36]。
在基层社会,有军事经历的人更容易在权力机构中崭露头角。
在1924年商团事变中大出风头的陈恭受,清朝时是秀才,后又“警察学校毕业”,民国后任过警官、当过警察厅长魏邦平的秘书,“曾代行第三师师长及市政公所所长事”[37],后出任莲华佛山四十七乡镇联团保卫局局长、佛山商团团长。东莞县龙溪附近乡团联防总局局长姚洪阶是“前清武进士,久供军职者”[38]。何江是清末绿林头目,后来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是民军首领之一,此后同国民党要人如李福林、胡毅生等一直保持密切关系。1922年后出任佛山忠义乡乡团总局团长[39]。
尽管有些县划分了区、乡,也可能在乡、镇建立了警察局,但乡村地区真正的权力机构乃是这些商、乡团,而主要是后者。控制这些机构的人物,通常像清朝时那样也被称为“绅”。
民国初年广东乡绅控制下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较之清朝士绅的公局更少关心公益事务,对乡村居民的剥夺和压迫也更严重和粗暴。1926年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宣言指出了“土豪劣绅”的祸害:“平日假借功名,或恃其财势,勾结官府,包庇盗匪,盘踞团局,把持乡政,侵吞公款,鱼肉良民”。[40](p578)这些话,让人回忆起清末广东舆论对劣绅的抨击。可见,民国后“绅”的构成虽有变化,但“绅”的社会形象却仍与清末时差不多。
政府对这些地方豪绅武装的态度和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鼓励各地建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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