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苏州商务总会大事纪要》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振兴商务，特设专部，奏准各省商埠得分别设立商会，上海、浙、粤等处次第成立。吾苏缎商、钱市暨各业领袖……发起组织”（注：《苏州商会年事纪要》。），也是将“缎商”（纱缎庄）置于“钱市”（钱庄主）之上，可见丝织业“帐房”确是推动苏州商务总会成立的主要力量之一。据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资料统计，苏州商务总会包括41个行业或行帮，第一届议董共16名，其中“帐房”主就有3名。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先后有6名“帐房”主担任过前六届商务总会议董的职务，可以想见其在商务总会领导层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注：据苏州市档案馆藏“清末苏州商会档案”卷宗统计。）其中历任清末各届商会议董的杭祖良（字小轩），系杭恒富禄记纱缎庄“帐房”主。该号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业至清末，拥有雄厚资本和相当的社会影响，在江苏工商界卓有声望。苏纶纱厂筹建时征集商股，他投资白银20000两。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他作为苏州和上海两个总商会的领衔代表，会同全国其他10个团体的代表，联名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成为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同年七月，江苏商民掀起声势浩大的“裁厘认捐”斗争，他又被推举为“筹办江苏全省认捐事务所”的总干事长。（注：参见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清末民初沪苏商民的两次重要斗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些事实表明，随着苏州丝织业“帐房”经济力量的不断膨胀，“帐房”主在*上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再次，《苏州商务总会章程》中规定的商会任务是：“（一）筹议工商业改良事项；（二）关于工商业事项答复中央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之调查或咨询；（三）调查工商业之状况及统计；（四）受工商业者之委托，调查工商业事项，或证明其商品之产地及价格；（五）因赛会得征集工商物品；（六）因关系人之请求，调处工商业者之争议。”（注：《苏州商务总会章程》。）《章程》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且表现出更加关注“振兴工业”的倾向。《章程》第一条“筹议工商业改良”，第五条“因赛会得征集工商物品”等，实际上是工业资本家的专利，至少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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