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锦公所行会职能的瘫痪，还表现在它越来越难以缓和行业内部的阶级对立和矛盾斗争。晚清时期急剧增多的“帐房”与丝织工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出此时阶级关系日渐明朗，阶级对立日渐加剧。光绪十年（1884年）的《申报》称：“苏省各机房织匠，每阅数年必有‘把行’之举。”（注：《机户把行》，光绪十年正月三十日《申报》。）可见频率之繁。临近清末，苏州丝织业中劳资双方的冲突越发剧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苏州来函云：机匠恃众肇事，在各饭店白吃后，二十一日清晨，依旧成群结队，声势汹汹，各帐房皆闭户而遁，暂作避祸之计。”（注：《各地来函汇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五日《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帐房”主杭祖良、李文模、徐世澍、邹宗涵等联名上书元和县署：“缎机一业，为苏地大宗，织机工匠，阖城不下千余人。每值年岁荒歉，或机业衰淡，常有聚众滋事之患。数年前为机捐一事，曾肇衅端，几成巨案。近因铜元行用，洋价骤涨，食用腾贵，该工匠入不敷出，情形拮据，将有聚众歇业，挟制缎商之举。敝会缎商议董杭祖良、李文模等颇有风闻，亟思弭患未形。”（注：《苏州商务总会议董杭祖良、李文模等致元和县署》（光绪三十二年）。）据不完全统计，短短10年间，仅有案可稽的大规模劳资冲突就达5次之多。（注：参见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凡此种种，都表明晚清丝织业云锦公所的旧式行会色彩日益淡化，逐渐由一个封建性的行会组织向资本家的同业组织过渡。
当然，云锦公所的活动内容中，也包括各种公益救济事业，“业中诸先辈继再顾及贫寒子弟无力向学，并继念孤寡无依，困苦万状，难以言宣，是以有设立蒙养义塾，培植业中清寒子弟求学向上之愿，而再筹措赙恤业中孤儿寡妇之月贴恤金，公所中全年支付亦属一大宗款项也。”（注：《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长元吴三县为机业公议按机抽捐办理同业善举谕各机户踊跃捐输毋许地匪游勇借端滋扰碑记》记载，云锦公所每月每台织机征银五分，以作机工丧葬的补助和孤儿寡妇的救济。（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5-16页。）这些“善行义举”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社会慈善事业的范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广泛存在，恐非旧式行会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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