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工商业行会，特别是苏州丝织业行会制度的研究，曾经作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组成部分，引起过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古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经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同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等。与苏州城市行会制度关系较为密切的论文主要有：刘永成：《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彭泽益：《鸦片战争前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经济研究》1963年第10期。）但是这些讨论多局限于鸦片战争之前，近代以后中国工商业行会的发展变化。人们尚不甚了了。此外，日本学者也就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注：参见田中正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收于所著《中国近代经济史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第205-241页；小岛淑男《清末民国初期苏州府の绢织业と机户の动向》，《社会经济史学》第34卷第5号（1969年）；横山英《中国近代化の经济构造》第二章“清代都市手工业的生产形态”，亚纪书房1972年版；铃木智夫《洋务运动の研究》第四编“洋务派的广东蚕丝业近代化政策”，汲古书院1992年版，等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形成热点，也触及作为商会基本成员的同业公会。彭泽益认为，同业公会是传统行会向近代商会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作为传统行会的一种转换形式，同业公会可说是转化中的行会变种。（注：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同业公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虞和平则认为，同业公会是在商会的作用和影响下，行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商会迎合于行会的传统性，而是行会在商会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向现代性过渡”（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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