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凸显出旧式行会组织上的封闭性、业务上的垄断性和技术上的保守性。行会与官府相互为用，将行会力量与*权威结合起来，防范资本的渗入，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墨守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工具，以过时的陈规陋习妨碍丝织生产过程中技术分工的发展，力图遏制同业竞争的加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就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与行会制度是不相容的，“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7页。）。原因就在于行会制度用超经济的强制方法使手工业生产踏步不前，严重地限制和阻碍着小生产者的分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毕竟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相对扩大，竞争也随之越发激烈，行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破坏行规的现象与日俱增，行会内部的分化也不断加剧。苏州丝织业行会对于阻挠同业间的竞争，防范资本的渗透，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消除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从前述道光二年元和县重申行规，要求揽织机匠“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严禁机匠借端生事俱众停工”的事例可见，虽然行会企图依靠官府，用*权力来“重整”、“重申”行规，把已经逾越范围的丝织手工业重新纳入传统行规的轨道，但是在商业资本渗入生产过程的情况下，行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因为行会行规的强制职能是“向章如此”，天经地义的，需要重申则表明已经不为人们信守，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不去机房殿承揽，而由资方与劳方自由组合的情况。事实上，所谓“倡众歇作，另投别户”（注：《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俱众停工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4页。）的情况，确已时有发生，显露出行会的功能日渐削弱，行会制度渐趋式微的征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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