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以后，苏州工商业会馆公所的“重建”，未必就是传统行会组织的“重演”。至少应该肯定，同治年间“筹设”的云锦公所，已经不能与过去的行会组织等量齐观，而是一种由旧式行会组织向纱缎庄业资方同业组织过渡的形态。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苏州丝织业中的“帐房”商业资本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控制生产过程，支配丝织手工业者，并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与此同时，“帐房”老板也正在向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手工业资本家转变。因此，云锦公所既然已经开始具有纱缎庄业同业组织的性质，那么，它就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纯粹行会组织，而正在由一个旧式行会组织向一个资产阶级的同业团体转化，已经具备了中国早期资本家同业组织雏形的特征，只不过仍然沿用着“云锦公所”的习称而已。我们应该仔细地分辨出在“公所”这一相同名称下，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教条地沿袭某种说法，以为晚清时期苏州丝织业云锦公所仍然是旧式行会组织。

从内外职能上看，与中世纪行会以抵制商业资本渗透，扼制同行业竞争，防止小生产者分化，从而对丝织业的生产经营做出种种强制性的规定为其主要任务不同，晚清时期的云锦公所恰恰便利于“帐房”商业资本扩大对丝织生产的渗透和控制，把越来越多的独立手工业者变为受“帐房”控制的、实际上的雇佣工人。此时的“纱缎庄（帐房）云锦公所，每年春秋开会，制定标准价格，使各人在半年间遵守履行”（注：外务省通商局：《清国事情》第2辑第5卷，《在苏州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第1编“苏州”，东京1910年印行，第36-37页。），除了还力图维持一个行业统一的价格外，对各“帐房”的生产经营已经不再强行干涉，也不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据民国初年江苏省实业司关于苏州丝织业“帐房”的调查资料，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38年间，开设的“帐房”为11家；战后，1845-1861年的10余年间，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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