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把“兴办善举”，周济贫困，养生送死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年老孤贫、病残无依者，生贴养赡，死助殓葬，规定“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家等善事，自当永远恪遵”。（注：《苏州府为绸缎业设局捐济同业给示立案碑》（道光二十三年），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6页。）行会的“兴办善举”，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手工业者身受的苦难，但同时也具有阻滞手工业者分化，遏制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负面社会效果。在师傅与徒弟之间，则表现为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置徒授业，皆有先例”。“凡置徒弟，教养待遇总与自己子弟相同。徒弟不得随意行动，成业之后，须终身敬师，无负师恩。”（注：《支那经济全书》卷12，东京1908年刊印，第319页。按，此为日本人调查记录的杭州丝织业行会的规约，苏州丝织业行会的情况同样如此。见同书卷12，第259页。）这体现出行会内部的家族宗法制原则。

在行会的重要事务中，迎神赛会、祭神祀天占有突出的位置。行会的会馆、公所既是成员集会议事的场所，又是同业祭祀神道的地点。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据《吴门表隐》记载，苏州丝织业祀奉的神道，从黄帝、先蚕圣母到染色仙师、黄道仙婆，多达26位。（注：顾震涛：《吴门表隐》“寺观”，苏州市博物馆藏。）遇到神祖诞辰，便要举行迎神赛会，祭祀祝福，以此加强同行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可借中国民间对神祖的景仰和敬畏，加强对行会成员的监督和控制。丝织工匠若有违反行规行为，除了进行赔偿之外，“须进一步将该料户之姓名揭示于祖庙（机神庙）、会所……令公众人等皆知该料户之不仁系其自身之罪戾”，以防“酿成纷议，损害行会之信用”。（注：《支那经济全书》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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