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据，仅是就民国初年仍然开业、代织机匠在25人以上的较大规模的“帐房”的情况统计而得，代织机匠在25人以下的中小“帐房”并未计算在内，因此显然很不完备。（注：参见《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编“工务”，《吴县纱缎业帐房开业统计表》，1913年5月调查。）据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调查，1899年时，苏州“‘帐房’大者有一百余户（资本十万元以上），中者有五百余户（资本一万元以上），小者有六百余户（资本二三千元）”。当时，苏州丝织业“机额总数约达有一万五千座”，“从事机织者二万人，拈绹织丝、再缫生丝（即从事板经拍丝者）二万人，缲竖横织丝（即掉经掉纬者）三万人，其余经行、丝行、染坊、炼绢坊、制机具工各种分业者，亦二万余人，而‘帐房’里头亦一万人”。（注：《苏州市情·译东一月通商汇纂》，《东西商报》（1900年）“商67”，第3-4页。）可见中小“帐房”在户数、雇工人数和拥有织机台数等方面都远比大“帐房”为多。由此，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帐房”经营状况的概貌，说明晚清时期的云锦公所，对于“帐房”的创立已经不再成为障碍。据档案资料记载，同治、光绪年间新开“帐房”如雨后春笋，“吾业中亦有父子、叔侄、兄弟多自立门户，设立缎庄（‘帐房’）。或有数人合股而设，继至合同期满，分析反而以一化三、四不等；且有外业人加入吾业中筹设新庄者，亦难以遍记，如春源馥杭庄组，鸿裕兴，吴健初经理；老人和绸缎庄组，福兴和，张厚之经理。其余整个、零屑分组亦难统计。”（注：《纱缎业沧桑回忆录》。）各种材料相互印证，不难看出晚清的苏州丝织业中，同业竞争加剧，而云锦公所既不能阻止业内竞争，也无法排斥“外业人加入”，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旧式行会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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