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行会曾经对手工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明末清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商业资本向生产过程的渗透，行会组织越来越成为丝织手工业发展的桎梏。苏州丝织业行会极力维护小生产的方式，竭力用严格的行规来限制竞争，从产品规格、数量、价码、市场到生产技术，以及开设铺坊的规模和招收徒工的数目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实行硬性规定。道光二年的《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倡众停工碑》规定：“自示之后，各乡匠揽织机只，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收执。揽机之后，务宜安分工作，克勤克俭，计工受值，不得将货具经纬私行侵蚀，以及硬摄工钱，借词倡众停工。”（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4-25页。）这显示出劳动契约的订立受到行会的强制。缔约地点必须在机业行会所在地的“机房殿”，契约条文必须由机业行会制定，而该契约书也必须交给机业行会“收执”。这样一来，如契约内容有违反行规之处，就无法得到行会的认可，无法完成缔约的手续。南京丝织业中也有相同规定。《江宁县缎机业行规碑》规定：“一议各号无论生意好歹，如有机范出来，有无‘承管’连环互保者，统归一律开账，不准自行搭找料户。如不遵议，察出照规究罚。”（注：江苏省博物院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66页。）此处所谓“承管”的角色，颇类似于一般所说的“行头”。两地资料相互印证，可见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有行会强行楔入，竭力阻挠两者的自由结合。

行会还以同乡同行的地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带，固结团体，排斥竞争，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碑刻资料记载：“苏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惟以上机经纬，造成缎匹，向非机匠一手一足之力，尚有手艺数项，赖此以生。如机张之须用泛头也，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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