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中惊醒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获胜在于它吸收欧洲文化、*制度、重在教育。（注：康有为：“近日者日本胜我者，亦非其将相兵士能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康有为政论集》，第307页。）此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出于不得已实施“新政”，其中兴办学校即是一个重要内容。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902年，硕学吴汝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故此，他赴日本作了为期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在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有极为详尽的报导。吴汝纶的赴日考察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兴办新教育的讯号。（注：日本《中央新闻》以“清国教育と吴汝纶”为题，阐释其远来日本教育考察，皆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换负，扶植国民精神。日本《二六新闻》、《每日新闻》也有相应报导。）因此，无论政界抑或教育界均极为重视。

　　因此，笔者着意探究吴汝纶的赴日考察究竟如何影响到中国近代学制的设立以及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而分析中国既然学习了日本成功的近代学制却为什么未能真正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原因。

一、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的吴汝纶

　　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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