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设备、学校教育沿革，并附欧美各国小学校学科课程；二，摘抄日记，起于5月15日至9月6日（阴历）；三，学校图表，如东京大学员数度支表、西京大学预算表、东京府立中学校学则课程度支成绩表、西京寻常中学校宿舍规则、东京市富士见小学校略图、私立女子职业学校概则、现行学校系统、高等学校预备科课程表等19幅；四、函札笔谈，收录了日户胜郎、望月兴三郎、胜浦＠④雄等来书，九州《日日新闻》、东京《日本新闻》等报的译文，以及与井上哲次郎、高木政胜等人的笔谈，与大学长山川健次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帝国教育会会长＠②新次、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等的谈片（由他人作的记录）等共28篇。
吴汝纶撰著该书，其意十分明确，就是要将日本考察所得集录下来，呈管掌大臣在推行教育改革时“以备采择”。
吴汝纶一行将近4个月的赴日教育考察，像他在给张百熙的信中所言：“辰承尊命，渡海东游，视察学制，居处三月有余，仍未得要领。”（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5页。）其实，吴汝纶视察日本以后的教育改革思想已基本上在这封信中表白出来了，其要点似可概括为：一，培养教员，“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闲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与符契，即明年开大学堂，恐仍须扼定此指”；二，普及基础教育，“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要由中小学校循序渐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而小学培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及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三，统一语言，“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四，兴办实业学校，“若初办大学堂之专科，……*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五，废科举，“其尤要者，教育与*有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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