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方一人也。”（注：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文集》卷首，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第445页。）他力倡新学，认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及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瓜败不可复用。”（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第13443页。）吴氏著有《易说》2卷、《写定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文集》4卷、《诗集》1卷、《深州风土记》22卷，以及点勘诸书，皆行于世。
吴汝纶不仅熟悉国内的教育，撰有极为详尽地阐明学堂的各个段次和讲授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学堂课程》，而且对世界各国教育也颇有研究。他先后摘录了官书局报、《四国志略》等书报中有关英、美、德、法、俄各国的学校教育情况；多次接待过日本来访者，如伊藤博文来访，谈及教育之法，谓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吴氏曰：“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行，1929年5月，第12页。）他还将日本学校与别国学校作比较，日本“帝国大学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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