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时於欧美最上等之位,如英国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之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有优无绌。”(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行,1929年5月,第14页。)
综上所述,吴汝纶确是中国清末的一个倾向西学、主张革新的幕吏,富有学术硕果的文章家,热心社会公益、循循善诱的教育家。
1902年,当清政府的变法政策转变之际,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百熙在推荐吴汝纶为总教习的上奏文中曰:关于总教习的人选,“人德、人望具备,学问、品行皆优”,必须是“学问纯粹,明察时事,深通古今,详知中外”的人物。(注:《德宗实录》卷493页。)然而,吴汝纶却提出了十条理由谢绝之。此后,张百熙先经几次直接面谈,后又拜托曾国藩之孙、吴汝纶的旧知曾祖诒劝说,还请吴氏的日本弟子、北京东文学堂长中岛裁之予以劝诱,仍均不见效。最终,同年2月13日,张百熙强行上奏,推荐吴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日,上奏获得裁可。张百熙为表自己的诚意,“百熙具衣冠拜之,”(注:《张百熙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第12441页。)竟亲自向吴氏低头跪拜恳请。吴汝纶正是在既有政府命令、又顾及人际交情的情景中才承诺就任总教习职的。
二、吴汝纶在日本教育考察的经纬
“先生不得已于张公,则请往日本考察学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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