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置身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面对政府*腐败，军事、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提出要“稍变祖宗之成法”，寄希望从“变”中寻找出路。他的所谓“变”，就是把魏源早已提出过的，师夷长技在于“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逐步加以付诸实践和扩展开来。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话，反映了他的“以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浸透着李鸿章地主阶级的封建属性和对封建统治的耿耿忠心。李所说的“火器万不能及”，也说明了他承认了中学的不足，承认了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已经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证明。因此必须“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所谓“变计”就是“采西法”固“中体”，对清王朝之“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这里既包含有维护清王朝封建制度的因循守旧落后观点，也反映出要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求“自强”、“自立”抵御外侵的爱国思想。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已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桎梏，冲击这一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作为地主阶级一员并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李鸿章，是不可能清楚认识到的，但他在“变局”和“强敌”压境的危亡局势下，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那部分人，走出国门，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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