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浅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拓荒 |
 |
时间：2007-3-10 10:32:32 来源：不详
|
|
|
革教育，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他说：“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才，在和外国人交接时，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偏袒捏架情弊”(《刘状肃公奏议》，卷六。)。并认准“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互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1863年，他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成例，在上海、广东等地区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后“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照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刘状肃公奏议》，卷六。)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重要的是要“觅制器之人”，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以优厚待遇，甚至还提出“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奖励士子们入“洋务”科馆学习，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是他的“洋务”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
1870年他接受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和曾国藩联衔专折奏准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肆习技艺，这不仅是开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始，也是对夜郎自大的封建清王朝的冲击。1876年李鸿章针对船政学堂及船厂仿照西方制造技艺“皆其初时旧式”的缺陷，认为“若不前赴西洋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奏请利用德国教习李励协回国之便，派令“游击卞长胜等七人随同赴德学习陆军”。同年又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14名、艺徒4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