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朝廷的意图柯氏并非不知，正如他所说的，筹款练兵当属要政，所以他所建议的举措是：四省合办，湖北溢收之款应提解30万两，湖南溢收的款项以后每年拨出30万两，苏闽两省行销土药有限，暂缓议拨，“提拨溢收及预征他省税捐并子口加收膏捐按月并解总局，由臣分别批解练兵处济饷，大约丰年可得银二百万两，岁歉减成。□俟试办一年，综计款目，如可多收自当尽解，万一溢收无几，届时酌量变通”，这就是说，既筹有现成的银两可以解作练兵经费，又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这就是对朝廷的交差。
柯折上达后，几个月未见声息，五个月后练兵急需款项，财政处与户部借催款之机，这才发起反击，痛斥地方“却顾”、“异视”之心，暗批柯逢时失职失责，态度之强烈，言辞之尖刻非寻常可比。
对地方的指责，其言辞更为激烈一些。折中称：“原以其（指八省土膏统捐一事——引者）挈领提纲，与各省疆臣同舟共济，乃两广旋以军饷紧迫，奏请自办两年，已有却顾之意；其宜昌总局专办两湖，则以两广、苏、闽附于赣、皖，亦不无异视之心”，“若各存疆界之私，兵糈何赖！”“但以收支造报之不实，久为成例，即如近年各省膏捐溢收之数甚巨，独两广以请奖之故，三个月报收银五十余万两，其余各省报部之款仍属无几，则征多报少之情形已可概见”。对柯逢时本人，户部与财政处也耿耿于怀，特别是对拨解税款的程序意见最大，称之为“各省自为收支，而总局止于备案，并无考成之责，稽核未必认真，恐分局之奉行亦形怠缓，名虽八省合办，实未有画一之规，立法尚嫌疏略。”（注：“财政处、户部奏为八省土膏统捐宜并力筹办拟将收支各数饬由总局汇核分晰开报折”，1905年11月19日具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政处全宗档案，原件无编号。此折未见刊发。）
此折主要意图在于强化土膏统捐总局的权力，减少各省督抚介入收支环节，以确保统捐收入掌握在朝廷手中。为此，它规定，“惟各省收支之数必须由该抚一手经理，俾专责成，应令转饬各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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