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两，其中3100万两回流到各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估计每年为4500万两。无论如何，清朝控制了这项资金”。（注：托马斯·D.莱因斯：《改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900-1908年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不管这项税收的数量有多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对中央与地方的新政、赔款和练兵事业极为重要，上下左右争夺这一财源势不可免。
四 柯逢时奏折
各省对八省土膏统捐的巨大阻力，迫使新任督办土膏统捐大臣柯逢时不得不斟酌损益，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过程中，他贯彻既符合朝廷的意图，又不拂去各省期望的宗旨，终于在1905年6月中下旬将具体办理方案上奏朝廷。（注：《柯逢时奏土膏统捐设局事宜》，《申报》1905年6月27日。）比较铁、柯二折，让步地方的成分相当明显。
最关键的一点是征收税款的分配计划，这一点与铁折有大的不同。首先，它改变了各省拨款定额以光绪二十九年收入为标准的规定，建议以光绪三十年的收入作为基数。（注：何汉威先生在《清季国产鸦片的统捐与统税》一文中似乎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改变，仅仅将铁良奏请光绪二十九年各省的鸦片收入作为“保留给省库的款额，任何剩下来的部分，都必须交由中央支配”，换言之，八省土膏统捐实行的一年之内，留归各省的税款是以光绪二十九年各省的收入为标准。这与后来实际实行的拨款办法大不相同。见何文第562-565页。）柯逢时特意解释说：“查鄂赣开办土膏税捐始于光绪念八年，两湖合办始于二十九年十二月，鄂湘赣皖四省合办始于三十年五月，广西始于三十年正月，广东则十一月，苏闽两省尚未定章。若以念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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