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充其量是政府中的无聊官职，也就打算具疏辞去该职。但是廷寄不允，饬其力任其难，以图报效。廷寄未到之前，柯逢时已经于1905年4月6日来到武昌，张之洞得悉，立即派人迎接，并约其夜间在官署密谈。（注：《柯中丞拟辞督办膏捐》、《柯抚辞办膏捐差未允》、《柯中丞抵鄂》，《申报》1905年5月4、28、10日。）在张之洞的操持和影响下，柯逢时确定了八省统捐的机构及办公处所，并就有关省份的土膏征收等问题展开调查，并为确定税率、各省拨款定额等问题进行准备。（注：《八省膏捐定设三大卡》、《鄂省膏捐总局将次开办》、《饬造土膏统捐清册》、《柯中丞致军机处电》、《柯逢时奏设土膏统捐设局事宜》、《芜湖道办理皖省膏捐》、《八省土膏统捐局落成》、《派吕承瀚为八省膏捐总文案》、《财政处咨查鄂省提拨土膏捐实数》，《申报》1905年5月16日，6月3、10、12、27，7月16、31日，8月31日，12月31日。）
柯逢时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中央的意图与各省的压力均需兼顾。铁良的奏折对地方殊属不公，地方省份抵制中央财政攫取的趋向已经比较明显，柯氏身处其间，处境之难概可想见。正在其着手准备八省统捐之事的前后，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广西巡抚李经羲又向其发难，迫使他对统捐问题的处理不得不非常慎重。
广东省改办土膏统捐仅仅一个月之后，京师要求有关省份讨论八省统捐的咨文就送到广州。岑春煊对本省的膏捐成效虽然不可预计，但桂省的巨大成效他是知悉的，因而极力反对铁良的建议，尤其反对以光绪二十九年税额为各省拨款定额，加之确定需要照顾的省份中又无两广，因而极为愤慨，表示“铁侍郎所拟按照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宜昌局合收分解之议实难遽允”。（注：《粤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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