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土省份的阻力以四川为最大。川省若执行新税章，则每担须征正税110两、15两经费银、5两2钱8分铁路官款股本，共计130两2钱8分，（注：《光绪三十二年度度支部奏复川督筹议土药统税新章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11期，1906年12月10日。按：此处税率当指川土出境的税率。）税率之重超出以前较多。四川土药税率历来较低，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着以低税率保证税收的政策，否则，稽征难度极大。（注：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5-33页。）实行八省统捐，不但该省大员加以抵制，川土商人也极为恐慌。蔡乃煌是办理川省土税较久的官员，他所提供的情况足可征信：“贩土巨商粤人、鄂人各居其半。柯公未奏准以前，各商百端尝试向弟力恳，必欲达其减税目的。弟见弃公家大利且背寓征为禁宗旨，若代为详恳，必招奇谤，即令无人指责，亦不敢昧良欺罔，见好行商”，（注：“蔡乃煌致赵尔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赵尔巽档案全宗，第81卷，档号418。）商人奔竞游说意在减税赢利，他们不但对经办官员求情施惠，而且禀请张之洞，请其转商柯逢时核减川土之税。（注：《蜀商请核减土膏统税》，《申报》1905年10月8日。）新税章的阻力大致可以想见。 

美国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也认为中央推行八省统捐政策具有冒险性，“它不仅影响到朝廷与各省之间棘手的财政关系，而且引起洋人在思想上对中国未来鸦片计划的怀疑。另一方面，武昌统税局（或其他9个局）接管了曾由地方绅士控制的税收。按每担115两库平银计算，每年可望得到1700万两—6700万两鸦片收入。魏尔特估计，清朝得到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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