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对此反应不一。安徽省的收入总量本来不算巨大，但用途广泛，依赖此款来挹注要政，但此次拨款数量的更改却使其各方面均受影响，“皖省土药税向设专局征收，仍归牙厘局汇总。每年额解度支、民政两部经费银各二万两，又师范学堂经费银四万二千两，支应局充饷银四万八千两，共银十三万两。自光绪三十二年改归部局，由土药统税总办童道祥熊议定按年照数拨还，实则每年仅约还银五万余两，以致各款未能如数应付”。（注：安徽清理财政局编订《安徽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第七节“抵补土药税加价”，1915年铅印本。） 

湖北一省更受搜刮，拨款制度改变以后，鄂省与朝廷发生的首次冲突即是过境税的处理问题。湖北省坚征不让，财政处的质询电文便直接传给鄂省督辕，电文称：“是过境一项原议章程早已删去，孙道为宜局总办，岂不知之？今于赣、闽正耗应解总局之款，并不呈请管理统捐大臣核定，辄按每百斤迳行划出十九两二钱解交湖北，仍作为过境名目，而以其所余银二两五钱零结交总局，似此紊乱定章，果属何意？应即转饬该道明白声复！”张之洞坚持认为，“统捐本注重在［土］膏过境，名目虽除，其增收膏捐极巨，鄂省原有过境税自应照数拨还”。（注：《致荆州孙道台》，《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87-9488页。）他立即电令宜昌局总办孙廷林，应立即筹划如何“措词顶复”，并令其征询柯逢时，以便柯氏面授机宜。6月中旬，张之洞干脆致电京师枢府，叙说鄂省财政之窘况，特别是针对膏捐改章和拨款制度问题意见尤大，声称“鄂省风俗微有不同，恐有不能实力奉行之虑”，（注：《鄂督请改膏捐章程》、《条陈改良膏捐办法》，《大公报》1906年6月11、22日。）坚请朝廷须顾及各省利益，但这一吁请结果不问可知。 

四川总督锡良1906年夏季致电军机处和柯逢时，对土药统税的高税率坚决反对，认为如此办理将会极大地损害该省的利益。土药统税制度规定各省土药无论本销和外销，均须执行每担115两的标准，这已经远远超过川省境内长期实行的每担5.28两税率的征税标准。锡良要求清廷准许川省仍旧实行原来的税率。他希望云南、贵州的总督、巡抚也支持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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