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在丰岛海面无理偷袭中国运兵船只，接着又袭击驻守牙山的清军起，到一八九五年三、四月间，中日双方先后在平壤、黄海、辽东、威海等地发生激战，每次战役几乎都以清军失败而告结束。尽管这些战役中，曾涌现了象左宝贵、邓世昌那样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将领和许多对侵略者奋起作战的士兵。他们所进行的气壮山河的斗争，无疑是可歌可泣的，然而，英雄们的生命和热血却未能挽回战争之败局。究其失败原因，最根本的当然是腐朽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列强之干涉，官吏之怯懦，军纪之腐败等等。而清政府上层的帝后党争及其结局，未尝不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以来，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论文不少，但对这一时期的帝后党争的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许多著作对于党争的性质及其影响，或避而不谈，或语焉未详。对于帝党在战争中的表现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有的稍稍为帝党说一两句好话，便赶紧声明，帝党也是统治阶级，是为了争权云云，以示划清界限。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问题简直成了禁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绝对化、公式化的理解，代替了对纷纭复杂、千差万别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以简单地套用公式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于是得出了帝党后党是一丘之貉的结论。更有甚者，认为光绪比慈禧更坏，要求对慈禧重新评价。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长期以来人们对帝党的种种非难作一些具体分析，以便从中引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
其一：“战争是帝党轰起来的。”这种说法历来就有。慈禧就认为光绪主战酿成了甲午之祸。奕□临死之前还指责翁同和主战，认为“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戊戌变法》三，第381页）；而“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之利益”（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372页）他们荒谬地要主战派承担战争的责任。而李鸿章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力沮战端，终不见纳，致遭不幸”（《中日战争》五，第506页）。这其实是为后党投降行为涂粉抹脂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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