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譬如，当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帝党慷慨陈词，交章谏劾，认为是“剜肉以补疮，饮鸩以止渴”（《中日战争》三，第595页），要求拒和毁约，迁都再战。光绪在慈禧面前，一再“敷陈西迁之议”。这是当时顺应人心，继续抵抗，挽救败局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却遭到慈禧的拒绝。后党认为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孙毓汶迫不急待地手捧条约，逼迫光绪批准。易顺鼎在《盾墨拾余》里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众枢在直立候，上（指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光绪为慈禧所迫，不得行其志，不能施展其爱国抱负的情景不是跃然纸上了吗？诚然，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未能扭转战争之败局，但他们爱国心切，不畏强悍，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对于揭露投降派的面目，唤起人们觉醒却不无积极意义。

其四：还有人指责“帝党指挥战争同样一败涂地。”帝党手中没有军队。刘坤一等湘系军阀因同淮系军阀矛盾重重，争权夺势而倾向帝党。当李鸿章的淮军连连败北，旅大陷落，京师震动，光绪任命湘系首领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吴大□为帮办，指挥山海关外军事。刘坤一却胆小如鼠，停留京津，迟迟不敢出关，对军事掉以轻心；吴大□则是一个腐朽的封建文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一触即溃。但是，湘系军队的失败与帝党的爱国是两回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清朝军队十分腐败，人皆乌合，来去无恒，各级将官只知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记述了清军窳败情形：“甲午之秋，神机营出兵，有遇于芦沟桥者，见其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十一二龄之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象这样军纪荡然、士气沮丧的军队，无论是谁来指挥都打不赢这场战争。我们对帝党在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肯定，并非说由他们来指挥就能战胜日本，而是指帝党在国家民族遭到日本侵略者野蛮入侵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反击侵略，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并能在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救国救民的途径。翁同和就是一例。战前思想守旧，顽固地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对于“火轮驰骛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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