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任何阶级和*派别，都要为本阶级本集团谋取利益，剥削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和人民利益对立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剥削阶级中某个集团的利益，也可能与人民利益相一致。例如在对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从地主和资产阶级中通常会分化出抵抗侵略的爱国派。爱国派进行的斗争虽然也基于自身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于人民的意愿。甲午战争时的帝党就属于这种情形。当时帝党反对后党已不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狗咬狗，而是具有鲜明的爱国和卖国之争的性质。我们且看看帝党是如何反对后党的。首先，他们把矛头对准慈禧，要求她停办点景，移作军费。认为“羽书旁午时，为此娱目聘怀，似与哀惧之意相背，将何以申警将士，振发庸愚？”（《中日战争》三，第56页）最后发展到安维峻公开指责慈禧“既归政我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阿英：《近代外祸史》上册，第148页）他们冒着杀身之祸，敢于指责当时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爱国热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其次，他们攻击慈禧的亲信、操纵军机大权的孙毓汶、徐用仪“玩法营私”、“□张舞弊”，并揭露淮军头子李鸿章“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惧敌怯战，丧师辱国的种种罪行，直至处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
他们的这些言论和举动是无可厚非的。慈禧、李鸿章一伙置民族安危于不顾，认敌为友，屈膝求和，对内又死抱住统治权不放，致使“军无斗志，民有怨言”。那么，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为什么不可以奋起争权呢？难道有只许后党操权卖国而不许帝党争权抗战的道理吗？显然我们不应该指责帝党争权夺利。因为如果帝党掌权，对抗日多少会有利一些。可惜的是帝党力量软弱，争之不力，没有能把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有人指责“帝党在战争中只会说空话，唱高调。”确实，帝党手中无兵权，对战争没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翁同和开始对日本力量估计不足，以为清兵一到，便可将侵略者“一鼓荡平”；随后又有人主张雇用外国船只袭击日本大后方；有的主战派还主张“连英伐倭，欲以二三千万饵之”（《中日战争》四，第499页 ）。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和幻想，是由于帝党见闻不广、脱离实际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面目认识不清而造成的。然而，事物往往是在对比中才能加深认识。倘若我们把帝党的言行和后党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帝党的言论有不少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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