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侵略朝鲜和中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既定国策。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在列强纵容支持之下，把侵略势力逐步深入朝鲜，下一步就要入侵中国。一八八七年日本制订了《征讨清国策》，跃跃欲试要对中国进行一场冒险战争。一八九○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民生活贫困，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异常。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便决计发动侵华战争。加之帝国主义列强暗中支持，使日本更加野心勃勃。一八九四年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在同美国副国务卿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欢迎*战争。”（田保侨洁：《中日战争外交史》第264页）日本政府甚至训令驻朝公使大乌圭介：“促成中日之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陆奥宗光：《蹇蹇录》第57页）。可见，日本发动这场战争蓄谋已久，是其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决非帝党所能轰起的。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后党不做任何战斗准备，而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调停。李鸿章的头一招就是“以俄制倭”。俄国调停的幻想破灭之后，又转而乞求英国斡旋，而对前线防务漫无布置。李鸿章甚至指示前敌将领“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7第16页）。帝党坚决反对这种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指导方针。光绪再三责成李鸿章认真备战，反对临敌退缩，指出：“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战，徒劳往返。”（《清德宗实录》第342卷第11页）
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在侵略者兵临国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考验的严重时刻，主张急治军旅，力挫敌锋，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爱国行动。相反，慈禧、李鸿章之流畏敌如虎，妥协退让，把制止战争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的善心，这只能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加深中华民族的苦难。
其二：“帝党主战是为争权夺利。”翻开各种版本近代史，大都人云亦云，重复这样一种简单看法：“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
其实，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