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农起义从根本上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吏治腐败等弊政,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它对清王朝的统治不会构成近期的威胁。两害相权,嘉庆自然要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先。因此,嘉庆不能重振朝纲带有必然性。
嘉庆朝在整饬内政方面的失败,还要归咎于其革新尝试的半途而废。嘉庆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竟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改弦更张更是不可能的。
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嘉庆并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禁锢着他的思想,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上显得比康、乾更为保守。矿山的开采,在清代时禁时弛。嘉庆是严厉禁止开矿的。嘉庆自开矿聚众滋事为由,不断下达封禁矿山的命令。
此外,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嘉庆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予以严密的防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嘉庆对先进事物,采取盲目愚蠢的拒绝态度,这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道光从嘉庆手中继承了一个积弊更深、社会经济更形衰败的王朝。道光孜孜图治30载,也没有能使朝政旧貌有所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道光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交加的非常时代。非常之世,必须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镛当政于前,穆彰阿揽权于后。曹“小心谨慎,一守文法”,但知‘‘多磕头少说话”。此庸禄之辈来辅佐道光应付激变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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