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使臣制度的创立，是近代中外关系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使臣制度设立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使臣不隶属于专职的外交机构，官职既非实缺，归国后也无升迁的专途，其选用以至出使活动往往受到*派系及其复杂关系的影响。*派系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使臣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注：典型如第一任驻英、法正使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之间的矛盾斗争。郭、刘之间的矛盾，固然与他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差别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就是当时国内政坛洋务派与清流派两大*派系在背后的推波助澜。相关研究可参见熊月之《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郭吾真《论郭嵩焘出使获咎》，《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曾永玲《中国近代第一位公使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当前关于晚清驻外使臣群体与晚清*派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在李鸿章的研究中，偶尔也有论及，但迄今为止，未见有人对这一问题作系统的梳理，更没有把这种现象放到整个晚清政局中予以考察。（注：参见董守义《晚清巨人传·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4页；张富强《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的同时，也想为深入分析驻外使臣的活动及其影响提供一个切入点。

一　李鸿章与早期驻外使臣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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