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鸿章有关系的，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放大。同文馆的创建与李鸿章直接有关。光绪二十七年（1901）外务部成立之前出使的仅有的两位同文馆学生，除上述汪凤藻之外，旗人庆常就与李鸿章有书信来往。（注：李鸿章著、于式枚录、王存善编《李文忠公尺牍》。）这一时期出任驻外使臣的不多的几位旗人之中，崇厚和裕庚，也与李鸿章有书信往来。（注：李鸿章著、于式枚录、王存善编《李文忠公尺牍》。）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后，当时朝廷中有人倡言杀崇厚，李鸿章还曾为他辩诬，与曾纪泽和刘坤一同时请宽免崇厚罪名。（注：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7页。）

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大局的各种*势力中，湘系在曾国藩去世后已经大为沦落。政坛的主角是以主张洋务的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与以反对洋务的李鸿藻为核心的清流集团的对峙。（注：吴汝纶有“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吴汝纶：《与陈右铭方伯》（乙未闰月十一日），《吴挚甫尺牍》卷1中，第33页下）之说，所以，一般认为，反对洋务的是清流，主张洋务的为浊流。不过，清流中的人，并非都是反对洋务的，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驻外使臣属于洋务派之列。（注：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曾经说：“我辈身任外事，均世俗所谓‘浊流’者”（黄庆澄：《东游日记》，钟书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54页）。可见驻外使臣本身对自己的*身份就有明确的认同。）李鸿章既以精熟洋务著称，自光绪九年（1870）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任将近30年，1897年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其主持外交时间之长，职权之重，几无出其右者。因此，甲午战争之前使臣的出使与李鸿章关系最为密切，亦属情理之中。而清政府在选拔使臣时，也常常对李鸿章寄予重望。光绪二年（1976），李鸿章曾对沈葆桢感叹说：“使才本难其选，欲稍有资望者更难。总署再四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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