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处亦无以应。人莫不求官,而不求出使。其愿使者,又恐不甚可靠也。”(注: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正月十二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页上。)可见,李鸿章保荐出使大臣是依制度行事。
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去世之前,谕命为驻外使臣的35人中,有26人与李鸿章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这种影响力,是当时其他任何一位政坛人物所无法替代的。
二 早期清流派的牵制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作为淮系*集团对立面的清流,对驻外使臣之事并非超然于外。事实上,清流对使臣时时产生影响,具有影响力的,首推当时的清流首领李鸿藻。
李鸿藻曾被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的师傅,又得慈禧太后宠信,光绪二年—光绪十年(1876—1884)、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三年(1895—1897)间两度入值总理衙门长达10来年,与李鸿章权势相当。他数次出任阅卷官和主考官,如出使大臣洪钧、何如璋、许景澄、李盛铎、李家驹、汪凤藻的进士及第,吕海寰的中贡士,都是在李鸿藻读卷大臣任上。吕海寰还以新贡士身份与另8位新贡士一起进见李鸿藻。
不过,上述诸位出使大臣中,与李鸿藻有深交的只有李盛铎。许景澄在公事之外,也有一定往来,但属于平常座谈。洪钧则纯属公事接触。其余几位,均不见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洪钧、何如璋、许景澄、汪凤藻、吕海寰的出使,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直接由李鸿藻保举出使的,大概只有刘锡鸿一人。以李鸿藻为中心的清流对驻外使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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