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880年版,第985—986页。)同治十年(1871)七月,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派其携带幼童出洋。出使后,李鸿章称道他“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貰。”(注:李鸿章:《陈兰彬议办华工片》(光绪元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本,第13页;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碑传集三编》卷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第986页。)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由李鸿章和沈葆桢“交疏以使才荐”。(注:温廷敬辑《茶阳三家文钞·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补读书庐1925年本,第1页下。)何前往日本前,特意到天津谒见李鸿章,详谈出使之事。
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是曾国藩幕僚,他曾受曾国藩之命,写信邀容闳入幕。(注: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页。)由于曾国藩幕僚的身份,与李鸿章也有了私交。在出使日本期间,他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通过信件,李鸿章还曾“劝励”他和何如璋之间“久不相能”的关系。(注:李鸿章:《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9,第44页下。)
谕命但未任的驻日使臣李兴锐先为曾国藩幕僚,后助李鸿章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同治年间,李鸿章如曾国藩一样,多次奏保李兴锐。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清政府谕命李兴锐为出使日本大臣,李因病未能前往,李鸿章为其上奏,以病请免出使。(注:李鸿章:《李兴锐请假片》(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0,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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