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派系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到使臣的外交活动。早期如中俄伊犁改约。主张伊犁改约，最早也最坚决的倡导者是李鸿藻。曾纪泽因此在接到修约谕旨时，颇有情绪。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毁约亦非译署本意，特为言路所迫，而纪泽适承其累耳。”（注：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2页。）其中的意气，显而易见。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日，李鸿章赴日本议和，随员中有李经方和罗丰禄。李鸿藻认为他们不宜随行。李鸿章特意造访，“鸿章谓非此二人不可，辩论甚久。”（注：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下册，第744页。）

清流派主要人物张佩纶曾致函李鸿藻，批评李鸿章用人，“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注：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下册，第721页。），李鸿藻深以为然。出使大臣之职既属于洋务范围，自然会受到清流攻击。加上李鸿章举荐使臣，一般不重科甲门第，其中还有像龚照瑗这样“布贩从军”，连诸生都不是，更有个别品流不正者，难免更容易成为清流非难的对象。

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对出使大臣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法战争之前和之后的几年中。主要因为，李鸿藻政坛几度沉浮，他在甲申换枢时离开总署，光绪十三年（1887）前往郑州治河，旋即被革职。再次被授予军机大臣之职，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兼总署大臣，两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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