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德使臣吕海寰在李鸿章奉旨出使欧洲，途径上海时，前往送行，请示而后外交事宜，并递门生帖，受李鸿章赏识，不久，调署苏松太道。1897年李鸿章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保荐吕海寰“堪膺出使外国之重任”，经光绪皇帝召见后出使。（注：李石孙：《吕海寰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2页。）

以上是就史料中明确记载与李鸿章直接有关系者。使臣中另有一部分人，也可以看作是与李鸿章有关系的，他们是曾由李鸿章保举的驻外使臣的随员、后来出任驻外使臣者。使馆随员是另一种形式的幕僚。（注：清政府从使臣派驻之始就规定，使馆随员由使臣自行挑选。使臣任满，随行馆员留用与否，由接任使臣决定。如果前任使臣任期未满被招回，其随行馆员除了总理衙门派出充当翻译官的同文馆学生仍然留用之外，其余也由接任使臣决定去留。总理衙门的考虑是，“出使随带人员，固以熟悉洋务为上选，然必该大臣素所深信，性情契合之人，方可期其得力，且亦有所责成”（《皇朝政典类纂》卷474，通使）。使臣挑选的随员，像幕府宾客一样，大都为至亲好友、乡里故旧、门生故吏。）这一制度虽曾遭到非议，但是长期存在，即使到外务部成立后还有保留。在这种私僚制度下，那些随员也可以看作与李鸿章有着间接的关系。事实上，李鸿章保举的使臣在选拔随员时，往往会听取李鸿章的建议。如郭嵩焘出使选带的随行人员，基本上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注：张富强：《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这种间接意义上有关系的出使大臣，可以举以下几位，徐承祖于光绪三年（1878）经前出使大臣陈兰彬奏带出洋。光绪七年（1882）期满，经陈兰彬保奏，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发往福建何璟等处差遣。后出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期间，李鸿章曾为徐的贪污事件开脱罪责，参见下文所详。汪凤藻于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洪钧出使俄德奥三国时，被辟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官。光绪十六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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