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家经制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兵员极其有限，早在清前期即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绿营军是汉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绿营军制度上存在着的严重弊病，养成了绿营兵将漫无纪律、慵懒涣散、钻营猾巧、谋利敛财、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军“兵”之外，各营多有“勇”的名目（注：自嘉庆平定川陕白莲教之役，绿营募勇始渐成风。）。“勇”是为充实绿营军兵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的。“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惟从绿营将弁指挥。其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供应。这些“勇”多为无业游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19世纪战乱之时，绿营军中的“勇”成了扰民、兵变的主力。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清大吏孙锵鸣奏称“广西难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处。其召募之广勇及各处壮勇，均不受节制。战不向前，处不安静，并有暗中通贼者，间于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湖勇尤节节滋事”。各勇骚扰的严重程度，从清廷相对应的严厉措施可以看出。咸丰帝谕令琦善、向荣、陈金绶等将不法各勇“严行查拿，就地正法，所过地方官均饬令一体严办。各属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地拿获格杀勿论”；“仍著向荣于所带募勇，加意防范，总宜陆续设法遣散为要，慎勿勉强羁縻，以贻后患”（注：《清文宗实录》卷五二、七一、七二、七八、八五、八六、一七三、二二五。）。19世纪中期战乱中，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须兵力的上层政权则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来。

清代基层社会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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