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营”虽然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并“在实质上当已具备国军资格”，但清廷并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从上层政权主导地位的角度出发，清廷将“勇营”的产生、存在与使用，视为战争急需的权宜之计，一旦战事终结，必须裁撤。这在具有正统观念的人看来，是顺理成章之事。湘军领袖曾国藩便是这样一位具有正统观念、以恢复传统双重统治格局为己任的人。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主动表示裁撤湘军，惟支持保存并发展淮军，以为平定北方捻军之用。清廷的国家经制军仍只有八旗与绿营。

而实际上，充当作战主力的“勇营”只有30万上下，绿营兵额则常在60万左右。绿营岁饷近千万两，“出征在外者加以盐折、夫价、余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总体耗费巨大。所谓“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注：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六；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二三。）。清廷不能不倾全力于绿营军的恢复与整顿。“练军”，便是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内外重大压力下应运而生的。

 “练军”始创于同治元年(1862)。主办者先为湘军宿将、直隶总督刘长佑，以及后为湘军领袖、接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刘、曾二人本着以勇营制度改造绿营的宗旨，各有规制，共成“练军”六军。后各省仿效，纷纷设立“练军”。

 “练军”在清国防中无大作为，也不具重要地位。值得关注的是，从战乱之初清统治层意识到须整顿绿营，到最终设立“练军”并确立“勇营留防”的过程中，其以整顿绿营为中心，调整上下层军队武装的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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