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对于基层社会组织招募的专业武装——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不逞之徒的滥入，或从团勇拣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
事实上，19世纪中期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奉州县各级官员号召，已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如安徽有举人李元华所率六安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所率合肥勇等。咸丰帝亦下谕旨：“安徽、河南、山东、江南交界地方……有自备资斧，募勇投效军营，立即奏请优奖，或给官职，或给翎枝、勇号。”（注：《清文宗实录》卷九四。）
另一方面，清朝军政各级官员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绿营原有“兵”、“勇”之外，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练勇”的背后，是源于保甲的“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如咸丰二年(1852)十月，“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招募练勇事宜”；三年(1853)正月咸丰帝谕令周天爵“即将现在所募亲信练勇或属百人或千人，自成一队，查看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注：《清文宗实录》卷七三、八二。）。在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率基层社会武装“练勇”协助国家经制军绿营征战，本是双重统治格局下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上层统治者，则是一方面利用基层社会武装调整组织兵力，一方面限制基层社会武装过分发展的一箭双雕之举。
以安徽六安为例（注：同治《六安州志》卷十六，《兵事》下，《西乡九保起义攻城始末》、《咸丰四年克复六安始末》、《东南三十二保攻舒保六始末》。）。
咸丰四年(1854)四月，六安被太平军攻克。六安西乡九保各绅董纷纷“起练”、“起勇”，“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并齐集苏家埠保，约期攻城。失败后，举人李元华等再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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