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兵之弊，由国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无所得食，攒入营伍，求肥其身，养其妻子，不知打仗杀贼为何事。有游猾之尤者，工于语言，趋跄以媚其上，为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予之官。彼以是术得官，必以操是术而黜陟众官。相沿已久，积重难返，营务安得不坏？军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则募于有事之时，皆山野樵鲁之夫，其猛悍之性尚为可用。然从征日久，得钱易则习于奢华，*多则果于残忍。事平之后散处田间，则贻异日无穷之祸。故论目前击贼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近日之时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勇，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
江忠源十分清楚使基层社会保持低度军事化的重要性，认为如若以“勇”代“兵”，将来事平之后曾为正规军队历经阵仗的“练勇”返回家园，散处田间，势必使基层社会组织武装——“团练”的战斗力发生变化，使统治者维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希望化为泡影，终启“异日无穷之祸”。但江忠源深知绿营兵已不可恃，万不能以“兵”代“勇”。江忠源认为即时整顿绿营无异于临渴掘井，为救急，只有先“治标”，只有以“勇”代“兵”，其他以后再说。这种思想在江忠源奏陈“军务所关得失八条”中也可看出。其中第二条“撤提镇”，隐约反映了他从自率楚勇以营为单位的情况出发，摒却绿营提镇指挥、营自为战的想法和做法；第三条“汰弁兵”，则进一步指出绿营弁兵“巧猾怯懦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临阵则趑趄退避，论功则多方钻营，遇败则巧为推诿”，实宜裁汰；而练勇“朴实耐苦之人，军令宜于服习，令进则进，令退则退，故可得而用”等（注：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一。）。
论者以为，江忠源所率之勇从“练勇”转变为“勇营”的关键，在于其最终成为独立于绿营之外全由练勇组成的一支方面之师（注：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清季军事史论集》，（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然实际上如王闿运《湘军志》云：“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江忠源所率之楚勇，似乎还不能称之为“勇营”，而仍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而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他转战江西时曾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