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诚如所云，虽然“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应用”，也就是说粮饷仍有部分官支，但重要的是其已经以练勇独立成营；后者则似应进一步强调：此募勇非彼募勇——曾国藩所“募”（按：他本人常常以“练”字代“募”，如上引“拟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之“勇”，已不是绿营原募之“勇”了。曾国藩所募之“勇”，正是以团练为基础的“练勇”。

咸丰元年(1851)湖南湘乡三坊四十七都诸绅王闿、康景晖等在知县孙诒倡导下会议办团，率团练剿匪。二年，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向，湘乡正当其冲。孙诒与王闿、康景晖等商定，募敢死士日加训练，“分布要隘当前锋”，“以团丁缀其后，助声势”。太平军见湘乡有备，绕行而去。七月，王闿等各集练勇数百人到县听调。孙诒命分三营，文生易良干领中营（后罗泽南为首，易良干为副）；王闿领左营，下有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兰；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雨综理三营粮糗，县学两司教官并廪饩生魏万杰等分头劝捐，“以济军食”。营制似已初成。时人谓：“事当创始，惊世骇俗。”此举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认为“寇贼可冀其不来，练卒必不能不生事者”。仍是出于保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想。孙诒与王闿、康景晖等坚持，“事乃定”。八月，三营练勇始在湖南境内奉调参战。三年(1853)，江忠源转战江西，提出调兵募勇主张。曾国藩以“营兵疲，不如乡勇健、能战斗”，建议湖南巡抚骆秉璋命孙诒率湘勇往援。孙诒于七月至江西参战，发挥了作用。八月，江西“以次戡定”，“湘勇凯旋”。江忠源本曾国藩“门下士”，又“喜湘勇精锐”，上疏言曾国藩“有湘勇六千余”，咸丰帝“信之”，“命国藩率以援鄂”。曾国藩既得旨，“大募湘勇，尽调孙诒所部将士”，将湘勇逐步发展成作为“勇营”的湘军（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八一，彭洋中《湘勇源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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