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片: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再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咸丰三年(1853)末,他在六安接安徽巡抚印信、驰救庐州时,率领的仍是一支“练勇”(楚勇数百名及新募的六安霍邱勇2000名)、“兵”、“勇”(四川兵、开化勇、广勇700余名)组合的队伍(注:《清文宗实录》卷一百七;《剿平粤匪方略》卷六九,《江中源奏》。)。
咸丰二年(1852)底奉命办理本籍团练、以家乡——湖南湘乡原有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的曾国藩,则在为江忠源奥援的过程中,具体实现了“以勇代兵”的思想。江忠源曾于九江提出调兵募勇合为一万之军,对此,曾国藩致函江忠源:今募勇三千,仆已于六月办齐发往矣。致于添兵六千,则鄙意以为不如概行募勇,盖兵勇嫉妒不和之说,又尽于如上云云矣。而六千之多,必有二三镇将统之,其势晖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终恐不能为阁下出死力。鄙意欲再募勇六千,合成万人,概交阁下,为扫荡澄清之具。
曾国藩在前一天给家乡湘勇(按:此为狭义的湘乡练勇之称,与后来广义的“湘勇”不同)主要首领之一王□(原字金下加王右加王)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上述做法的缘由。他说:
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心,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极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励,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心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一千,颇有和翕相卫之象……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拟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应用……(注:《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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