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分，条例中“有计月降调之例，有怠缓迟延之例，又有慢上悮公之例，又有置若罔闻之例”118，胥吏总是多立名目以行其私。到了乾隆朝条例更加繁密，胥吏舞弊尤为严重，吏治受到不断的腐蚀。
第二造成官员处分不断，对政事的懈怠。官员是小则罚俸，大则降革，几于一事一处分。尤其外官参罚处分日密一日，降级、革职动出意外。如史载浙江省温州乐清县，发生了一起利用假印骗取钱财的案件，吏部按照处分条例的规定，既对相关官员先前的失察行为予以处分，又对其随后的查办迟延“行用已在二月以上”119，从限期角度予以了失察处分。这样使得官员受到双重处分，既有履行责任的失察处分，又有履行职责期限的违限处分，真是“失察之降调，迟而未行，查办之降调，速而立见”120。查办迟延之人与始终失察者没有区别，官员无论尽职与否，都是处分一个接着一个的情况。如此处分，一则造成政务的废驰“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弛逾甚”121。另则造成官员对处分的抵制，“处分重，则人思规避”122。
第三造成办理政务的僵化机械。由于条例繁密，在京各部办理政务过程中，出现了“惟以例案为凭”123的机械运作；地方衙门则出现了“例案日繁，而官不习事”124的状况。可见，这正如后人所言，天下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125，则虽以总督之尊，也受到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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