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分量罪不公主要指在同一事件中，对于不同官员的不等处分。第一是京官与外官的量罪不公。在处分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回护京官重罚外官的情况。如处分定例规定，在造报文册迟延处分中，外官“造报各项文册，遗漏舛错者，俱罚俸一年”。对于京官处理则有所不同，如“送刷文卷，遗漏舛错，止罚俸一个月”133。同是事关钱粮的处分，同是遗漏舛错，而外官的处分却十倍重于京官的处分。
第二是不同等级官员之间的量罪不公。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意旨就是法律，乾隆谕旨自然也不例外。在清代处分运作中，并不是对所有官员的处分一视同仁，下级官员被吏部处分后，都按照吏议执行，往往是丢官罢职。而督抚大员则会因乾隆的爱憎，藉恩典减轻或者免除处分，所以就此而言，处分在量罪中充斥着不公平。清制“重犯在监”*或者逃跑，管狱官员都要受到处分。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前任浙江化州知州焦绍祖因“亏空库银、仓谷，在一千两以上”134，被判死刑，因未到秋审时间，暂关押在监狱。然而就在此时，焦绍祖在狱中*。这起事件牵涉到一干官员受到处分。除典狱官外，有化州知州呼延华国、高州府知府张若湳、按察使富勒浑、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钟音等，由吏部按照失于防范例议处。李侍尧、钟音罚俸一年，富勒浑降一级留任，化州知州呼延华国革职，高州知府张若湳降一级留任。可见，知府、按察使与知州同是失察，处分轻重却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在同年八月吏议后，乾隆又进行了改议，呼延华国革职处分不变、张若湳处分从重改为革职，对于富勒浑的处分以“通省州县甚多，其势自难遍及”135，仍然是予以降一级留任，与张若湳处分判若两种。
由上案可见，就知府、知州、按察使而言，同是失察，但在处分制度上知州重于知府、按察使，而在皇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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