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处分人多而无所顾忌，视处分为平常，对处分麻木，不以处分为处分，从而降低了处分的效用。从朝廷角度来分析，看似严格的处分，最终却因处分官员太多，而不得不改变初衷予以从宽，常常是虎头蛇尾，不仅起不到应有效果，反而影响了处分的正常实行，这是处分政策所意料不到的“失”。
第二追查处分：清代处分政策之失，还体现在对案件的彻底追查方面。清代处分制度规定，各省官员在办理交接时，遇有要交代的事情，要如实报告，尤其是仓谷交代。接任官接受交代，“结报不实者，后经查出，将新任、离任各官一并题参究追。倘各上司不能查出，或狥情宽纵，发觉时均照狥情例议处”140。这条条例明确规定了对新任官、离任官、以及该管上司三方官员的处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处分的官员却不仅仅是此三方面官员，大量的官员因被追查而成为处分的对象。清乾隆三十年代祁门县的常平仓谷案，就是这种情况。
清代官府的储粮仓库，从各省会到府、州、县都有，常平仓是其中之一。祁门县所有为常平仓，其所“积贮谷石，定例春粜秋还”，目的在于“平市价，而防红朽”141。乾隆元年，前任祁门县知县毛豸繡，将此仓米四十一百余石卖掉，试图换买谷八千二百余石。因换米之时，米价昂贵，止买还谷七千三百余石，缺少八百四十余石，一直没有补全。到乾隆六年（1711年）下任知县王名捷造报奏销册时，又误登是全数买还，仍照存仓实数八千二百余石开报，以后历任沿袭也未查出。直至乾隆三十年（1725年），祁门县知县吴嘉善，接受前任戴廷抡交代时，认真详查，才发现数量不够142。
案件发现后，现任藩司富尼汗与巡抚冯钤，决定让误登数目的王名捷，以及最后出结交代的戴廷抡二位官员，进行分赔接受处分以结束此案。但是上报时，乾隆不满“何以历任交代均未查出混行接受？而二十余年之上司盘查，均未查出”143。因此又将二十余年失察的历任督、抚、司、道及各该管知府，逐一查明，无论现任官、休致官、告病官、署任官、革职官、身故者、服丧者，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处分。包括“督、抚两院，藩、司，本道、本府及知县等官共十六缺”144，统统被追查，其中有两江总督(含署任)鄂容安、安宁等10位身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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