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虽然考虑到这些因素，对此采取多方救治，命令吏部，将《处分则例》中，“凡事涉具文、无关*者，一切处分奏明，大加删改”126，但是也没有积极效果。可见，古来“立法之本意，所以课功核实，而防奸伪也，但用之不善，则本以课功，或因琐细而转致羁迟；本以核实，或不胜烦数而应以具文；本以防奸，乃本病未去而它病丛生”127。致使立法的本意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还受到官僚的种种抵抗，从乾隆朝处分制度的繁琐可见一斑。
2．级纪议抵的不当
古代《正义》曰：“士有大功，则掩小过，故云可以功过相除”128。这种以功宥过的原则，从努尔哈赤时代就已存在，皇太极即位后，情况更加显然，但是适用性有所局限，主要是对军功人员的宽宥。清入关以后官员功过相抵，范围有所变化，既有兵部对军功人员的议抵，又有吏部对文职官员处分的议抵。从雍正朝开始，有了明确的议抵制度，主要针对降级留任官员。雍正三年（1725年）颁布上谕“一人之身，有功有过，一官之级，有降有加。旧例官员降级留任，停其升转，必三年无过方准开复，降后虽有恩诏加级，不准抵销，殊非以功补过，开人自新之义。嗣后降级留任官员遇有恩诏、及议叙加级，俱准以加一级抵销降一级”129，从而定降级留任的议抵之制，乾隆朝更是大量执行。
级纪议抵具体规定，官员因过受罚俸、降级处分时，可以以本人所得之加级、纪录抵销。其法是有加级则抵其降级，“有加一级销去抵降一级”，“有纪录四次销去亦抵降一级”130。有纪录则抵其罚俸，“纪录二次抵罚俸一年；纪录一次抵罚俸半年”131，革职没有资格进行议抵。由此可知，官员要达到级纪议抵处分，必须具有一定的加级纪录。在官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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