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劝导归劝导，宗室们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当作一种权益或地位的象征，根本不愿意来到相对荒凉的发祥之地。怎奈皇帝决心已下，只能悲悲戚戚地走上返乡的道路，而且时时都在梦想着重返北京城。嘉庆本来打算“间十余年踵行一度”，只可惜尚未来得及推行第二次第三次，便与世长辞了。 

为调动驻防八旗屯种的积极性，嘉庆还改变原来公耕的办法，推行分产承耕的办法。嘉庆为了调动边疆驻防八旗屯种的积极性，还着手改变原有军屯公耕的老办法，积极推行分产承耕，其目的仍在于妥善安置闲散旗丁，以裕旗人生计。 

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他谕示伊犁将军晋昌说：该地从前八旗公种之田，若仍令其通令合作，他们必然视公产不如私业，勤惰不齐，不足以专责成。应将此项田二万余亩分给八旗，使各专心耕种，永资乐利。”[56]应该指出，当时的边境军屯，并不限于驻防八旗，但嘉庆只谕示于旗屯实行分产承耕，很明显是出于对旗人的一种特殊照顾。对于晋昌建议的“如有人力不敷，准其佃人耕种，计亩收租”。嘉庆则认为，这种做法，“日久恐滋流弊”而不予批准，明确指示“应责令八旗闲散余丁自行耕种，既敷养赡，又免游惰，于驻防旗人教养之道，大有裨益”。可见嘉庆之所以推行旗屯分产到户，目的是为了把旗人的教与养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扭转旗人世风日下的状况，而并非单纯地考虑增加旗人的经济收入。   

至于前任伊犁将军松筠在离任时曾经提及，他于任内曾在伊犁河北岸筑堡造屋，移驻闲散旗丁按堡授田，教之树畜，今三时务农，冬时操演。嘉庆认为这些做法都很好，现松筠虽已离任，但该处尚留有原派承办人员，遂饬令晋昌遵照松筠原定章程，认真妥办，以收实效[57]。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移旗民垦荒并不限于旗人集中的东北三省，而是凡有八旗驻防的地区，只要条件具备，都在大力推行。 

    其后不仅鼓励屯垦，甚至对开采煤矿也开了禁，嘉庆二十年（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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