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嘉庆的努力并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道上谕就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皆系国初时随来者，旗人子弟性习本属淳朴，及今日久，较先渐染流俗，惟尚虚华，不思技艺，此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为教养，于挑缺时只论其家口挑取，并不教训八旗子弟，令其勤习技艺之故。”[59] 

    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迁移京旗实边政策并非嘉庆首创，而是始于乾隆年间。早在乾隆初年，因八旗数十万人闲聚京师，待养于官，大臣们就曾建议将部分京旗移驻关外，使之屯垦戍边。如乾隆二年（1737），御史舒赫德建议，将闲散京旗移驻盛京、黑龙江、宁古塔，如此，“不惟京城劲旅无单弱之虞，而根本之地更添强壮之卒，事属两便”[60]。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更议定吉林开垦办法：先派吉林乌拉兵等开垦荒地，待移驻京旗到达后，将所垦地亩均给，移驻京旗户给三顷，闲荒地听其招佃开垦，官给车马牛种[61]。拉林地区自乾隆九年至二十四年间，共移驻京旗3 000多丁[62]。乾隆十年（1745），清廷还曾考虑将黑龙江呼兰地方700余里荒地作为京旗屯垦地，后决定将其中500余里留作移驻京旗屯垦地，等待拉林等地收效后，再行迁移，其余200里则由当地旗人移驻屯垦[63]。 

（四）政策与观念 

实际上，八旗生计问题归根到底说来是个体制问题，也就是说，八旗生计问题与八旗制度本身有关。八旗作为国家统治的重要支柱，一直被清廷作为特殊的阶层来供养的，但其数额有限，而其人数增长很快，国家已无力负担，却不让他们自谋生路，势必造成他们生活困难。八旗制度发展到清代中期已经到了必需改变的地步，八旗规模已经发展到政府无法全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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