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即位后，八旗状况更为严峻。其一是组织涣散，战斗力丧失。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全行不顾，而一般士兵则在京城及各驻防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早在乾隆元年的一道上谕中就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①]不少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故嘉庆四年正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朕于甲辰年（乾隆49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②]。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平定后，清廷清查台湾武备情况发现，“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③]。 

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将领也曾请缨赴战，但却是为了抢劫发财，“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④]。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差。嘉庆四年总统勒保就奏称：“键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⑤]。时人严如煜也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⑥]。因此作战时往往是“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⑦]。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表现极差，当时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谣，又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之讽[⑧]。 

    然而，他们虽毫无作战能力，贪生怕死，却极端贪图享受。正如前述：“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挥霍如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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