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都是英国人或受雇于英国人，利之所在，其证词不能当真；但是，欧尔是个美国人，没有利害关系，所以他是个重要的证人（赫特：《亚罗战争：一笔糊涂账》（D．Hurd，The Arrow War：AnAnglo-Chinese Confus-ion 1856—1860 London，1967），页30。赫特甚至认为，欧尔是在亚罗事件后七个月作证的，又把引用过的文件误写为F．O．17．269。如果把这两点和本文注译〔30〕、〔33〕、〔34〕所引用过的编号和时间相对照，就知道赫特先生根本没有看过这份文件。）。我认为这种观点没有说服力。虽然欧尔是位美国人，但他既受雇于英国公司，又是肯尼迪和李树的朋友；事发时既与他们一起吃早餐，事发后又和他们一起赶到现场。很明显地，他跟李树一样，同时卷进这场纠纷，如果李树的供词不能当真，欧尔的话也不见得可靠。而且，有另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当包令收到欧尔的证词后，他并没有象其他证词一样随即把它送到英国外交部（结果，欧尔的证词没有收进英国国会文书。），在包令的公私信件中，同样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在亚罗事件发生后的七个月内，包令无论在他的公、私文书中都没有提过这件事。）。最后，他还是把这份证词送到了外交部（F．O．17．268，包令致克拉兰敦信第224号（1857.5．7）。）； 不过，这已是七个月以后的事情。此时，他和他的同僚已经借亚罗事件为借口向中国开战了（直到1857年12月，额尔金才正式向华宣战。）。他为自己辩护说：“亚罗事件发生后，诸事繁忙”（F．O．17．268，包令致克拉兰敦信第224号（1857.5.7）。），故忘记了欧尔的证词。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事发后，包令心中有一个信念，就是如何尽情利用扯旗的故事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见拙著：《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曼彻斯特拉兰氏图书馆专刊，第56册第1期 （1973），页219—245。）。至于肯尼迪的故事，是否可靠，根本没有兴趣去调查研究。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方面的证词，就象对待英方各证词一样。我们对中国方面的证词也要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肯尼迪说的是真话，那么梁国定说的自然是假话。英国学者柯士丁（W．C.Costin)对中国方面录取的证词抱着怀疑态度。他写道：
“关于〔亚罗号的〕归属问题，钦差大臣叶名琛所拥有的证供是从一个被捆绑在地上的水手提供给他别有用心的审讯者。”（柯士丁：《大英帝国与中国》（1833—1860），（W．C．Co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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