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份证词，我们在下面还要作进一步探讨。总的来说，如果谓梁亚用只不过是按照别人吩咐作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李树船长与两名中国水手的证词的可靠性和独立性都是令人怀疑的。也就是说，巴夏礼作为依据的四份文件，有三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考证肯尼迪证词的可靠性。

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查理士·欧尔（Chareles Earl）这位美国籍的英国船舟山号船长，就是上面说过在亚罗号事件发生时与肯尼迪、李树一起吃早餐的，并没有在十月九日和他们一起作证。应该指出的是，其他两位船长的证词都提及过他，对他在亚罗事件发生时的活动，都有描述。这样一位证人，巴夏礼与肯尼迪都不会轻易放过的。但欧尔并没有作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是欧尔不能作证还是不愿意作证？事实证明，他直到十月十六日仍然留在广州，因此谓他不能作证是说不过去的，很可能是他不愿作证吧。最后，他在十月十六日还是作了证，以印证肯尼迪的证词（F．O.228．213，巴夏礼致包令信第160号（1856．10．10）及附件：欧尔证词（1856．10．16）。）。从目前已发现的文件来看，我们无法知道，欧尔为何改变初衷。但是他证词的重要性，窃以为是被英国学者赫德〔Dong1as，Hurd〕夸大了。赫德认为，李树与两位中国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