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清楚，虽然中国水师表示要坚决抵抗巴夏礼的虚声恐吓，他还是要亲自动手放人。双方纠缠起来，在纷乱中，巴夏礼挨了一记，怀恨在心；但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为上计。

巴夏礼曾向叶名琛示威说：“这次公开侮辱，一定要同样公开洗雪。”这里提到的侮辱，史学家一直认为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如果我们细细地阅读巴夏礼给叶名琛申陈的内容，我们就不难发觉这一要求的前面正是巴夏礼对船中动武事情的叙述，而后面就明确地指出这次的侮辱应该如何公开地赔礼道歉：“我要求阁下命令梁国定亲自带领被拘水手，在我面前送回亚罗号船上。”（F．O．228.213，巴夏礼致包令信第150号，附巴夏礼给叶名琛的申陈（1856．10.8）。）应该指出，在动武之前，巴夏礼只要求那些水手被送到“英国领事馆”；动武以后，他要求梁国定在他面前将水手送回亚罗号。如果巴夏礼的所谓公开侮辱是指扯旗的事，那么赔礼道歉，就应该采取公开升旗的方式，而不应该是公开侮辱梁国定。很明显，巴夏礼之所谓不管个人恩怨，只限于公文往来；而他报仇雪恨的决心是矢志不移的。这一点在他给叶名琛的每份申陈中都显而易见，尽管叶名琛后来把全部被拘水手都遣送到了英国领事馆，巴夏礼仍然拒绝接受他们。理由是遣送方式没有“按照〔他十月〕八日申陈内所提供的办法”（英国国会文书（1857）：《英国皇家海军在广州城采取军事行动的有关文件》（Parliamentary Papers,1857，‘Papers re1ating to the proceedings of H. M. Naval Forces at Canto-n’），页32，巴夏礼致西摩尔信（1856．10．22）。）。由此观之，动武而带来的无名耻辱，对巴夏礼好象有莫大的影响：一、产生了上述激动的感情；二、促使他对扯旗的事，作了些不尽不实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对整个亚罗事件的态度。正如上面提过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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