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同上。附李树证词（1856．10．9）。）他的证词内容与肯尼迪证词雷同，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还经常采用相同的语气和词汇。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证词作为肯尼迪证词的摘录来看待。如果说，他作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附和肯尼迪的说法，也绝不过份如肯尼迪的证词属实，则李树当然也会如实作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巴夏礼从中作弊，作为一个法官，却把第一个证人的证词念给第二个证人听，以便第二个证人作证时能印证第一个证人的供词，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吧！
那两名中国水手的证词，同样令人难以信服。我们无法知道，在巴夏礼录取证词时，即亚罗事件后的第二天，他们曾经受过哪一种压力，或从他们的船长肯尼迪那里接受过什么指示（对于如何向中国各阶层人物问话，如何得到他所需要的证词，巴夏礼是很有办法的。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在当时是受到相当重视的。丹尼尔士：《巴夏礼爵士：英国驻日本公使。1856—1883》（G．Danie1s，Sir Harry Povkes: British Representatire in Japan，1858—1883）（牛津大学博士论文，1987，第一章）对巴夏礼的性格作过很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第一名水手作证时所用的词汇与提供的细节与肯尼迪的证词并不一致。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正如上面所说到的，这名中国水手不懂英语，是巴夏礼用中文向他们问话，然后把他们的答话翻译成英文后再撰写为证词的。虽然这位水手在亚罗事件发生时是在场的，不象肯尼迪和李树那样“隔岸观火”，他证词的主要部分，就是有关扯旗事件，并没有提供比肯尼迪证词更多的细节，只补充了下面一句：“中国水师把〔国旗〕连同绳子一起扔在甲板上。”（F．O．228．213，巴夏礼致包令信第155号（1856．10．9），附金亚成（音译）证词（1856．10．9），见注〔29〕。）这一细节，严格来说并没有增加他证词的份量；相反地，令人怀疑是巴夏礼在问话时上下其手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证词并没有提到另一面旗帜“蓝彼得”。根据英国船例和习惯，英国国旗和“蓝彼得”是同时并挂的。如果英国国旗被扯了下来，那么“蓝彼得”跑到哪里去了？至于第四份证词，与其说是另一名中国水手的证词，倒不如说是巴夏礼的作证。其文如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