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几位朋友一块吃早餐，这些朋友包括大特号的船长约翰·李树（John Leach）和舟山号的船长查理·欧尔（Charles Earl）。他们同样证明，肯尼迪当时确是和他们在一起吃早餐的（同上，第155号，附李树1856．10．9证词；第160号，附欧尔1856．10．16证词。）。第二，至于梁国定等人所说没有见到旗帜，肯尼迪和他的朋友们却不表同意。他们作证说，从远处看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同上，肯尼迪估计当时亚罗号与大特号之间的距离是50—100英码之间。）。他们的证词，得到亚罗号其中两位水手供词的印证。这两位水手是肯尼迪赶到现场时，恳求梁国定把他俩留下来看管亚罗号的。
既然在国旗这个问题上，争议双方的证词有出入，现就让我们来考证一下英方的证词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亚罗号的其他水手（十二位）被梁国定带走后，肯尼迪立刻跑到英国领事馆向巴夏礼报告。他的报告内容可归纳为两点：一、中国水师拘捕了他管辖下的一条英国船上的水手；二、中国水师扯下了当时在船的桅杆上飘扬着的英国国旗。巴夏礼半信半疑，不愿意草率地对这么严重的事件“听信一面之词”。这一点在他给上司、驻华公使包令爵士（他还兼任香港总督和五口通商大臣等职务。）的报告里和他后来给叶名琛的信中都说得很清楚。他还报告包令说，他当时就派“人”去调查。他在报告里还说：调查的结果，令他相信“英国船亚罗号在海珠炮台附近升起旗帜停泊的时候”，被中国水师拘捕了差不多全部水手，“还扯下我们的国旗，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F．O.228．213，巴夏礼致包令信第150号（1856．10.8）以及巴夏礼给叶名琛的申陈（1856．10．8）。海珠是当时广州珠江河心的一个小岛。）。巴夏礼的报告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巴夏礼素以行动迅速著称，他对肯尼迪的报告半信半疑，是否表示他对肯尼迪报告的真实性有保留？二、巴夏礼派了什么“人”去调查：是受雇于领事馆的中国人，还是领事馆中的低级英国官员？三、巴夏礼派出的“人”向谁作过调查：是中国的旁观者，还是英国的船长，如约翰、李树等人？这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另外，巴夏礼从来没有把这些证人请来作证，也没有出示他的调查人所作的调查报告。因此，巴夏礼的故事顶多不过是根据他的调查员的口头报告；而这些调查员本身不是目击者，他们的报告是来历不明的第二手资料。
巴夏礼的提法，不但没有文件作为依据，他给叶名琛的申陈，同样显得感情冲动。他的申陈一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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